战争伦理观从安国保民到战胜而强 [复制链接]

前言

无论是《孙子兵法·计篇》的“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还是《孙膑兵法·见威王》的“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都鲜明地显示出两位“孙子”对战争的慎重态度。

他们都认为战争是安邦定国的，唯有以战止战才能实现王道。由此，两人的战争伦理观也是一脉相承的，从“安国保民”到“战胜而强立”，明确了保家卫国是决定和统率军人一切军事行为的最高伦理原则。

在举兵用战与安邦定国的关系上，孙膑的看法与孙武如出一辙，在突出“兵”之重要的同时，强调“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把战胜作为强国的首要条件。孙膑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常，以禁争捝。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

他认为战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当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分歧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就会爆发战争，此时唯有以战止战，而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和改变。战国中期，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政治上的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这种背景下，孙膑主张“战胜而强立”，明确指出战争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国家统一，即使是圣君也需要用战争“禁争捝”，为了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仅仅依靠仁义、礼乐、礼让是不可能的。“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充分说明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关系，国家强大必须要靠战胜来实现。

那么，如何实现“战胜”的战略目标呢？孙膑否定了当时诸学派以“政教”“散粮”“静”等为强兵之道的观点，提出适应政治形势和思潮的“富国”论，认为“富国”才是“强兵之急”，即发展经济才是强化军事实力的硬道理。

由于简文残略，孙膑“富国”主张的具体措施不是很清楚，但仍存有“其富在于亟归，其强在于休民”之语，深刻揭示了经济对军事的基础作用和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关系。孙膑把军事问题、经济问题提升到政治的高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在孙武“安国保民”的战争伦理观里，比较亮眼的是其“兵以利动”的思想。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军事伦理思想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孙子兵法》存世十三篇，全文共有字，其中正文字数字，题目字数36字，可谓字字珠玑。

其中，用“仁”字3次，“义”字1次，“利”字则有51次，其重利轻仁的态度，跃然纸上、一目了然。在孙武看来，“求利”是战争行为的主要目的，没有不求利益的战争，没有一定利害关系绝不轻易参战。

养兵用战，目的就在于“争利”，而不是穷兵黩武，揭示了一切军事行为都是为了满足或实现本国、本军和本国人民利益的本质。孙武一扫传统军事伦理仁义、礼让的说教，提出了“兵以利动”“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军事伦理思想，在当时能毫无顾忌地打出“利”字大旗，改变之前传统军事伦理迂腐古板的一面，把强烈的功利意识贯穿于通篇，可谓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特定发展阶段的一大特色。

当然，孙武虽然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同时也注意到“利动”可能带来的误导，因此特意在《见吴王》（银雀山汉简）中强调了战争的起因和目的都是为了争利，战争是争利的手段，不能为了战争而战争的思想。

在孙武看来，有利、有得、国危是发动战争的三个主要原则，他只是“利兵”而绝非“好兵”。与孙武重“利”有所不同，孙膑更加看重“义”，而这也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伦理观由重“利”向重“义”演进的时代写照。

两人的着重点虽有所不同，但终究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战胜，只不过由于着眼点和思考路径不同，导致战争伦理观也有所不同。孙膑在孙武“兵以利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胜非所利”的主张，这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治了孙武“令于利而动，不令于利而止”可能产生的偏颇和流弊。

然而，不论孙武还是孙膑，他们都没有阐明保家卫国到底是在何种背景下实现的目标。“非危不战”的“危”，究竟是国家在遭受外来侵略时面临的危局，还是因为国内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引起的混乱，抑或是诸侯争霸制造的假象，孙武并没有详加阐述；

而孙膑提出“战胜而强立”必须以义战为前提，但对于什么是“义”或“不义”并没有作出明确解读，所以尽管观念上主张正义战争，但是事实上“正义”的内涵需要服从国家政治与安全需要，甚至是君主主观意向，这就为非正义战争埋下了祸根，也为肆意发动战争提供了理由。

因此，春秋战国时期保家卫国的战争伦理观，在实践中往往很容易走向与“正义战争”相悖的窘境。二、治军伦理原则——从“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到“人为贵”战国时代的兵家在治军之道上，多趋同于孙武的“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大家都很重视“和军”，但是，在如何“和”的问题上看法又不尽一致。

孙武提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文武相济的治军方略，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治军“德法同济”思想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将帅修养角度来说，对士卒只威不爱，不仅难以立威，而且容易养怨兵、生叛心，只有爱威并举才能真正获得士卒的信任、拥护和爱戴。

唯有如此，才能在将帅和士卒之间建立起互相依赖的良好关系，平时养成令行禁止的好习惯，战时“齐勇若一”“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而从士卒的角度而言，如果只是贪图自由宽松，而无视军纪之严酷，就很容易“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自然也就难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因此，只有“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善养“厚而能使”“爱而能令”“乱而能治”的“可用”之兵，才是真正的治军良策。孙膑也认为治军作战离不开“人和”，《孙膑兵法·兵情》充分诠释了“人和”的“兵之道”，指出士卒、将帅、君主三者密不可分，只有精诚团结、密切配合才能克敌制胜。

在“人和”思想的基础上，孙膑尤为强调“人为贵”的价值思想，并将这一价值理念运用于治军中。《月战》指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充分肯定了军人在军事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与决定性作用。从篇名看，该篇其实是在讨论战争与天时的关系。

古人崇拜日月星辰，以日为阳精、月为阴精，认为“兵尚杀害，阴之道也，行兵贵月盛之时”。孙膑所谓“十战而八胜，以月者也”即是这种观念的一个例证。但是“十战八胜”之月能，终究不如“十战十胜”之人功。

而之所以能十战而十胜，就是因为将帅善于治军的作用超过了天时的作用。从《月战》首句的“莫贵于人”到结尾一句的“将善而生过”，足以说明孙膑充分肯定人的因素在战争胜负中的作用。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可贵的，孙膑认为“德行者，兵之厚积也”，只有那些有德行的贤良之才、善于团结人的人才是可贵的。

无“德”之将，无“气”之士，不“和”之军，即便是装备优良、将多士众，也不足以称其贵。对比两部“孙子兵法”，可以发现孙武和孙膑都主张“和军”，在对待士卒方面都提倡“爱卒”“教卒”。

但不同的是，孙武一方面主张将帅要爱护士卒，视之如婴儿，另一方面却又把士卒当作工具来使用，主张实行愚兵政策：“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人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

而孙膑一方面继承了孙武爱卒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辩证阐述了“爱卒”与“用卒”的关系，提出对待士卒要“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用之若土芥”，即平时对待士卒要像对待孩子一样，但真正到了战场上要舍得用兵、敢于用兵，用士卒的牺牲来换取国家和人民的安全。

孙膑主张对待士卒要既爱且敬，这是孙武所没有的，而这也正是孙膑“莫贵于人”人本思想的体现，反映了孙膑对生命的珍视与敬畏。孙膑认为战争胜利取决于每个士兵的主观努力，要充分调动起每个士卒的主观能动性就必须爱惜他们。

由此可见，孙武和孙膑都重视“和军”，重视人的作用，但孙武更重视人的工具性价值，孙膑更重视人的目的性价值，这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治军伦理由人的工具性向人的目的性的演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