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政治，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史上很突出的一个现象，而汉代的外戚擅权，则是中国古代外戚集团干预朝政的突出例子。
因为封建王朝的集权属性，和外戚集团很多不得人心的作为，使得史册中对于外戚集团的评价普遍不高，而提起汉朝的外戚集团，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篡位的王莽，残暴的何进等等。
图丨外戚集团代表王莽画像
实际上，外戚固然在汉朝末年的历史上起到了消极的作用，但也并不是说外戚集团一无是处。不管是汉武帝时期的卫青，霍去病，还是其后的霍光，专权擅政当然是有的，可是安邦定国，封狼居胥的史实，也不容置喙。
那么为什么汉朝的外戚集团会从安邦固国的国之栋梁，转变为篡位自立的国之蛀蚀呢？
汉朝初年，皇帝与外戚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时的外戚也多是如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忠臣猛将，当时人们对外戚的看法，也趋于正向
外戚和宦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两个特殊的政治群体。顾名思义，外戚就是皇帝妻子或者母亲等母系血脉的亲戚，因为古代皇帝集天下大权于一身的属性，往往这些皇帝妻族或者母族的亲戚们，也能掌握国家大权。
汉朝外戚当权的例子尤其突出，从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吕后开始，汉朝就开启了外戚当权的先例，其后历代皇帝，自然有样学样，纷纷重用自己的母族或者妻族亲戚。
图丨汉高祖刘邦之妻吕后画像
《史记·外戚世家》之中记载：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
可见在汉朝前期，人们对于外戚的概念，不像后世王朝那样绝对，认为外戚干政一定会祸国殃民，而是将其当成是皇帝管理天下的一项重要臂助。
事实上，汉朝初期的外戚们，确实为汉王朝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吕后说起，吕雉的两位兄长吕泽、吕释之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司马迁在《史记·吕太后本纪》之中，对于吕泽的评价中有这么一句：
“发兵佐高祖定天下。”
可见，吕氏家族在刘邦起事并建立汉朝的过程之中，是立下大功劳的。
其后汉武帝时期的卫青，霍去病更是不用多说，功盖当世不说，霍去病还为此丢掉了性命。不论从其建立的功勋，还是从其对于大汉朝的忠心和牺牲来说，都当得起安邦固国，国之猛将的评价。
图丨霍去病之墓
而且汉初外戚当权的概念，大都集中在军事领域，不管是吕泽，还是卫青霍去病，都是将领或者统帅，而不是治国治民的行政官员，这就使得外戚擅权的概念局限在军队之中，因为封建王朝时期军队只效忠于皇帝，外戚没有办法完全掌控军队，也就没有真正“擅权”的机会。
由此观之，汉初的外戚当权，对于汉王朝抵定天下，开疆拓土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当的权利，也大多限制在军事领域之中，因为这些外戚的赫赫战功，史书中对其评价，多趋向于正面，并没有形成后世“外戚干政”这个说法之中所蕴含的负面含义。
汉朝中期以后，世家大族势力蔓延，外戚沦为皇帝对抗世家力量的工具，外戚也对皇权失去了忠臣和敬畏
但是到了汉朝中期以后，外戚当权的祸端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汉武帝死后，霍去病的弟弟霍光成为顾命大臣，霍光虽然在历史上有一定的正面评价，但已经开始出现了“外戚擅权”的苗头。
霍光作为外戚擅权，首先在于从军权向政权的过度，霍光不仅仅是大司马，大将军，还是国家的辅政大臣，这样一来，不仅是在军队之中有威望，在朝堂，霍光也有了培植亲信，建立自己权利体系的机会。
图丨控朝政几十年的霍光
汉朝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记载：
“霍光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学亡术，闇于大理；阴妻邪谋，，以增颠覆之祸，死才三年，宗族诛夷，哀哉！”
班固是与霍光几乎同时代的史学家，其记载应该是非常可信的。由此可以得知，汉朝的文人士大夫们，虽然认可霍光“匡国家，安社稷”的功劳，但也认为他“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有擅权专政的嫌疑。
霍光以后，随着汉朝建立的时间日常，国内门阀士族的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逐渐强大，原本选拔人才的制度“察举制”，也成为世家门阀们互相提拔亲信的方式。
图丨门阀提拔亲信的“察举制”
在此基础之上，孤立的皇权为了对抗逐渐强大的世家，不得不倚重于外戚宦官，这其中外戚本身也是世家门阀的一部分，自然也有自己的私利。使得其后各代外戚辅政，基本上没什么贤臣良相。
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以后，外戚更是几乎成为了奸臣的代名词，以至于汉朝以后的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将外戚不得干政当成是一向定律，甚至法律来执行。
汉朝外戚集团转变的实质，是封建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权利变迁的结果，所谓的“外戚干政”，有一部分皇权和世家们推卸乱国责任的意味在其中
卫青霍去病，以及其后的霍光，王莽，都是外戚。甚至霍去病和霍光还是兄弟。那么为什么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如此不同呢？
其实如果仔细对比，还是能够看出汉朝前期的外戚跟汉朝中后期外戚的区别的。汉朝前期，不管是吕太后家族的吕泽，还是卫子夫卫皇后家族的卫青，霍去病。从与皇帝的关系来看，都是皇帝在依靠着外戚。
从吕泽来看，刘邦起事之前只是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他能够起兵成功，占据天下，跟吕氏家族的支持是分不开关系的。卫青和霍去病也是一样，汉武帝一心想打败匈奴，扬汉朝国威，但他又不可能亲自上战场。这时候作为杰出统帅的卫青和猛将霍去病，就是他重要的依靠。
图丨汉朝杰出统帅卫青
而到了霍光以及其后的王莽时期，他们之所以能够上位是因为本身是皇帝的外戚，也就是说这时候皇帝和外戚的关系之中，外戚是依靠皇帝的。
这两者看似没什么差别，但其实是外戚干政为何会走向负面的根本原因所在。
《汉书·霍光传》之中记载：
“霍光，字子孟，票骑将军去病弟也……时年十余岁，任光为郎，稍迁诸曹侍中。去病死后，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
十多岁就已经是朗将，霍去病死后，更是奉车都尉光禄大夫，从这段记载之中不难看出，霍光之所以能成为执政，很大程度上是得到霍去病的遗荫。
如吕泽，卫青等，皇帝依靠外戚的，外戚本身就有立身之阶，就算不跟其他臣子抱团，凭借自己的本事，也能在朝堂之中站住脚，没有人不服。
如霍光，王莽等人，虽然其后有一定的政治才能，但受命之初是得到了皇帝外戚这个身份的加持，这对于其他文官武将们来说，是不公平的，那么为了能够在朝堂之上站住脚，他们就必须或者与朝臣打成一团，或者利用皇权让朝臣恐惧。
不管哪一种，都是要得罪人的。要不得罪皇帝，要不得罪朝臣。如此，外戚在史册上有坏名声，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东汉以后，随着门阀势力的壮大，被皇帝用来对抗门阀士族的外戚和宦官，本身就没什么才能。其次再加上得罪文官士大夫阶层的各种行为，自然就成为了史书声讨的对象，由此也给“外戚干政”的负面含义，定下了基调。
由此可知，汉朝时期外戚集团从忠诚猛将，向奸臣邪祟转变的过程，实际上与他们在朝堂上的地位有关。
汉朝前期，外戚是皇帝依靠来打天下，开疆拓土的重要支柱，到了中后期，随着政治局势逐渐稳定，外戚的地位也就慢慢变成了皇帝用来平衡权臣的手段之一。一起打天下的时候，皇帝与外戚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可到了对抗朝臣的时候，外戚就只成了皇帝利用的手段，自然也对皇室没什么忠诚可言。
结语
综上，汉朝外戚集团从安邦固国到祸国殃民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是封建王朝时期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划分的问题。建国初期，皇权独大，外戚包括臣子们都无法威胁到皇权，这时候外戚与朝臣的地位是相当的，只是由于与皇帝的特殊关系，比较容易建功立业。
到了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后期，随着和平时间的延长，国内各种门阀世族的力量增长，而皇权却无法再加强，这时候皇帝为了对付朝臣，只能利用外戚宦官等亲近的人来掌握权力。这样一来外戚与朝臣之间的关系，外戚与皇帝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
外戚不再具有与皇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质，遇到事情皇权不会有事，但被皇权拉来站台的外戚就成为群臣的撒气目标。在此基础之上，外戚对于皇权自然没什么忠诚可言，出现乱政也就是必然的了。
所以说，所谓的外戚乱政，也只是皇帝和臣子互相推卸责任的一种手段，如同“红颜祸水”把国破家亡的责任推卸给女人一样，皇帝和那些世家大阀们为了彼此的利益搅乱了天下，又不想担责任，只好将外戚和宦官推出来读天下悠悠众口了。
参考文献：
《史记》
《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