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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圆明园后,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反应相差甚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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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不仅仅体现在西方国家对封建中国带来的经济、军事冲击,更为深层次的是这些变化对国民心理产生的重大影响。

因此,近代也是中国人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觉醒的时代,但是思想的进步相较于器物的发展往往是滞后的、失衡的,即便是饱读诗书的士大夫阶层中,对于中西大变局的认知也参差不齐、高下有别,其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就是他们面对西方侵略行径的态度及回应。

火烧圆明园

历数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火烧圆明园绝对是最令国人痛心疾首的事件之一。

圆明园是清代大型皇家园林,始建于康熙末年雍正初年,历经了几代君王的修整经营,其中仿建了中国各地特别是江南的许多名园景胜,还汲取西方的园林建筑形式,可谓是古今中外园林艺术的集大成者。

圆明园的艺术成就与价值不仅体现在其精妙绝伦的建筑与景观,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其中所藏历代珍宝、图书以及艺术杰作,除了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明的青铜瓷器、名人字画、典籍善本,还有异域进献的珍奇宝物。

此外,仅园中的各种名贵草木就多达数百万株,可谓是天下奇景荟萃,世间仅有。因而圆明园除了是中国园林艺术的巅峰,更堪称是一座世界博物馆。

但是我们现如今能够看到的却只有一片断壁残垣,这样一座世所罕见的园林建筑群早在百余年前就随着清帝国的没落而被付之一炬,留给后人的只有无声的叹息。

年,英国与法国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其直接目的就是迫使清政府同意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根本目的实则是为了扩大其在华的侵略利益。

当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时,咸丰帝以北狩之名携后宫皇族逃往热河,北京城登时门户大开。英法联军进入京城之后立即大肆烧杀抢掠,当他们看到遐迩闻名的圆明园后,大为惊叹其富丽堂皇与其中的稀世奇珍,争先恐后盗运园中的金银财宝与文物珍品。

在对其进行了洗劫后,英法联军开始放火焚烧,整个圆明园的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针对这一残暴而野蛮的行径,法国作家雨果表示了强烈谴责,直呼英法是两个强盗。

中国人的反应

英法火烧圆明园事件震惊世界,但是国内的大部分民众对此却并无太多愤怒,当英国人和法国人撤走后,不少土匪也涌入圆明园争夺残存的精华,普通百姓乃至守园太监也有趁火打劫者,可见当时不少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并非是愤怒谴责强盗的卑劣行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被毁坏的不仅仅是一座园林,更是中华文明的荟萃和中华民族的尊严。

就当是中国的社会环境而言,普通百姓的这一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那个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时代,老百姓的温饱尚且困难,又何谈精神上的富足呢?

在他们看来,圆明园里装的都是皇帝的财宝,被焚毁了也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如果能够趁机发笔小财那更是好了。由此可见,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国家尊严、民族独立等概念在近代时期还没有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

升斗小民的麻木尚且值得同情,但是当时许多“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士大夫却也不曾对这一事件表现出多少愤慨,甚至满清皇室也未在事后做出什么有效举措。

究其原因,这些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依然是将整个国家视作一家一姓的所有物,烧毁一个园林只是给爱新觉罗家族带来了颜面与财富上的小小损失,只要列强没有危及这个家族的统治,那么“宽宏大量”的皇家是不会与他们“计较”的。

这样的现象在清政府中十分普遍,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就认为:洋人虽然烧了圆明园,但到底手下留情,不曾毁坏大清的宗庙社稷,如今又帮着我们剿灭太平天国,立了大功,火烧园林这种小过失就不必再追究了。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的一代名臣,是后人追捧的“文足安邦,武能御侮”的能臣典范,就连他都对此这般麻木大意,也就不难看出当时清政府的昏聩。

民族脊梁左宗棠

不过,并非是所有国人都如此不明是非,在士大夫队伍中也有那么一批刚强之辈,后来威震四方的两江总督左宗棠就在听闻英法行径之后“悲愤不已,不得安眠”。

他甚至想要当即请旨带兵追讨敌人,但是当年的左宗棠还是“四品京堂候补”的官职,不仅手中无权,更是人微言轻。此后,逐渐在政界崭露头角的左宗棠始终不曾忘怀自己当年的愤慨之情。

在西北的边疆危机中,是他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收复新疆,捍卫国家利益;在其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与洋人交涉的期间,他让一贯趾高气昂的洋人也看到了中国人身上的民族气节,他数次巡视租界,其强硬态度令洋人敬畏。

纵然我们都知道,以近代中国之国力之落后,远不是一个左宗棠所能弥补的,然而左公大义凛然、抗击外侮的民族气节却是支撑着中华民族度过苦难的精神支柱,更是他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值得我们后人纪念和发扬。

小结:

就针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一事件的不同态度,我们便能看到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的境界差异。

曾国藩虽有“半圣”之名,终究不过是侍奉清政府的一家之臣,他的目光局限于国家内部,并不是真的在为整个中国、整个民族考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左宗棠的远见卓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左公的愤慨义举才当真是国之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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