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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治水史启示录给水以出路,治水才是正路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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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逐水而居、依水而生、因水而兴,人类文明从江河开始。

大江大河,当其肆虐之时则洪水滔滔,当其安稳之时则泽被万民,善治国者必先治水。

治水传统与中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一部艰辛的治水史,浓缩出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奋斗史、治国史。

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独特地理环境,决定了我国水患频繁的基本国情。

大禹治水,是中华民族大规模治水的开始,也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就像当下正在热播的古装电视剧《天下长河》中讲述的一样,兴水利、除水害对治国安邦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历代王朝莫不将治水作为头等大事。

“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多年前,齐国著名的大臣管仲就颇有先见之明的提出如此论断。秦国动用人力物力,集数十年之功在蜀地治水,兴修郑国渠,“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如果去四川都江堰游览,一定会对景区里的治水十二功的塑像印象深刻。中国历史上曾经涌现出了众多的治水名人,大禹、李冰等人甚至因治水之功而被民间封神。清康熙朝将河务与三藩、漕运并列为至关重要的三大朝政,甚至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河道总督衙门。

历史上,为了把水治好,有为君主宵衣旰食,河工百姓舍生忘死,或兴水利,或治水害,或通漕运,中华文明才得以不断繁衍传承。

但漫长的旧社会始终没有彻底根治水患。据史料记载,从公元前年至年的年间,我国经历较大水灾次,平均每两年多时间就有一次较大的水害。

新中国成立之前,各大水系紊乱,河道长期失治,堤防残破不堪,水利设施寥寥无几,残缺不全,几乎所有的江河都缺乏控制性工程,频繁的水旱灾害使百姓们苦不堪言。

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等号召和指示,由此掀起大规模治水的高潮。

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许多重大工程,如三门峡、丹江口、青铜峡、刘家峡、葛洲坝枢纽、北京密云水库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工建设的。

我国历史上的治水,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治水,其核心总体上是如何以更好的工程体系更好地兴水之利、除水之害,在本质上就是改变自然和征服自然,这样的治水成绩是巨大的,但隐患和风险同样巨大。

新中国伊始,尚没有摆脱传统治水思维方式的束缚,对科学的漠视和决策中的随意,也令水利、水害仅在一线之间,不少江河断流,一些地方围湖造地,侵占河道,被寄予厚望的三门峡水库泥沙大量淤积,当初的设想都成泡影,甚至危及黄河上游,此类教训不胜枚举。

无论是水资源的过度开发、无序利用、低效利用,还是江河湖泊的过度围垦以及由此带来的江河干涸、湿地萎缩,以及超过水资源承载能力进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在不适宜筑坝的地区兴修大坝等,从本质上看都是错误行为所导致的恶果。

古往今来无数的案例已经表明,如果我们不遵守自然规律,甚至想让主观意志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最终都将被证明是错误的行为,并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日月运转不止,江河奔流不息,大自然有其自身运行的规律,治水也是如此。

翻开中国几千年治水史册,凡兴水为利者,大都遵循自然规律,走人水和谐之路。

上古时期,大禹顺应水势,改“壅堵”为“疏导”,即所谓“治水须顺水性,水性就下,导之入海”。他带人疏通河道,拓宽峡口,从此江河顺畅,治水终于成功。

战国时期,李冰在兴建都江堰时,提出要“深淘滩,低作堰”,将洪水长期肆虐的川西泽国,摇身一变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他总结的“遇弯截角,逢正抽心”和“乘势利导,因地制宜”的口诀,至今仍为治水的经典原理。

西汉的贾让提出“治河三策”,他的基本思想是不与水争地,必须“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治水决不能侵占河床、乱围乱垦,阻碍行洪,与水争地,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顺应自然规律办事的哲学思想。

明代的潘季训总结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黄方略,并提出了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三条措施: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淤滩固堤。潘季驯的治河理论,体现了系统性、整体性和辩证法的哲学观念,改变了历来治黄实践中只重治水、不重治沙的片面倾向,对明代以后的治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庆幸的是,随着人们越发的敬畏自然,生态文明和环保理念逐步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单纯依靠修建水利工程,根本无法彻底治水。只有给水以出路,治水才是正路。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一系列新的治水方法破土而出: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清淤除障,疏浚河湖,治水工作日渐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与此同时,小浪底、治淮、治太湖、查干湖南湖生态保护、滇池保护治理等一大批重点水利工程陆续开工兴建,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四位一体”,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被系统治理,一条条江河成为惠泽中国人民的幸福水,在中国的粮食安全、灾害防治、社会安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十年来的治水工作,已经实现了由传统水利向现代化水利的跨越,尊重科学,成为治水的主题。

汲取了历史上的教训,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后续兴建,也是慎之又慎。

三峡工程自提出至修建,历时数十年,又经过了无数次的论证、表决,最终仍旧创造了人民代表大会反对票的记录,可见其争议之大,需要解决问题之多。但在建设前,这样的国家级工程没有像三门峡工程那样匆匆上马,而是在反对派的不断打磨下,不断完善设计方案。在建设过程中,也没有搞“苦做硬扛”、“人海战术”,而是用科技释放生产力。

东中西三条线路的南水北调工程上马之前,经过了反复论证,已经建成的东线和中线,使中国实现了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的沟通。但同隋炀帝开挖大运河更多是交通的考虑不同,南水北调出自对水源的探寻,给大江南北的百姓民生带来真正的改变,这也是对早期工业的发展,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错误、激进的政策,令北方的水源迅速减少,千百万人的饮水受到威胁的一种拨乱反正。

如今,中国的治水工作已经不再把治水单纯局限于“兴水利,除水害”,而是在用好科技这把双刃剑的前提下,努力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不再试图征服老天爷。

从约束水到善待水,从人定胜天到人水和谐,这是治水理念的一个巨大转变。

长江三峡大坝南水北调工程扬州江都水利枢纽

治水兴水,山河换颜。江河安澜,国泰民安!中国人民怀着朴素的感情和旺盛的斗志,义无反顾,用智慧、信心和勇气,驯服了汹涌的大江大河。

如今,随着科学治水理念的不断提升,“河湖长制”的全面推行,千年水害得到治理,昔日肆虐的水龙渐渐被束缚,大江大河岁岁安澜的梦想正在逐步实现。

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治水成果最好的国家之一。

本文由任微言卿原创,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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