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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阅读王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政德修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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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政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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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完整的礼仪规范和优秀的传统美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对新时期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升从政道德境界,具有重要意义。

一、为政以德:德乃政之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这就是我们的用人标准为什么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因为德是首要、是方向,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德行,才能行为端正、处事公正,才能为群众起引领示范作用,从而影响社会风气。

中国历代思想家、政治家都强调从政者必须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人可一生不仕,但不可一日无德”“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早在先秦时期,思想家就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更把道德品质放在立功(建功立业)、立言(著书立说)之首。孔子作为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重视从政者的道德修养。他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要害怕自己没有地位,而是怕自己有没有赖以立足的德行修养。在孔子看来,为官者必须有德,这是做官的前提条件。鲁哀公问孔子,怎么做才能让老百姓心服口服。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举用正直的人,放在不正直的人上面,民众便会心服;举用不正直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上面,民众便心不服。这强调了选拔任用贤能的重要性。荀子巧妙地使用比喻来说明官德的重要性,为官者就像是水的源头,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为官者就像是测定时间的标杆,民众就像是标杆的影子,标杆正,影子自然就会正;为官者就像是盛水的盘子,民众就像是盘子里的水,盘子是圆的,水就成为圆形的。这些思想旨在表明,为官者的道德修养非常重要。反之,如果官员德行不高或者说没有德行,但又居高位,那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就是“不仁而居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德不称位,不祥莫大焉”“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若无德行又居高位,那是灾祸,一旦出问题,就是大问题、严重问题。古今案例已经一再证明。

从政者只有具备了高尚的道德,才能够完成治国安邦的政治目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治理国家者若重视以德施政,天下人就会像众星拱月一样团结在周围。孔子认为,修身立德对各级为政者尤其重要,修身立德是安抚百姓的基础。《论语颜渊》记载了两次问政的事情,一次是学生子张请教如何为政,孔子回答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在位时不要疲倦懈怠,执行政令时要忠于职守,尽心尽力,换言之,不能尸位素餐,不能不作为。强调的是要勤政不要懒政,为政不要不作为。另一次是鲁国的执政者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当政者带头端正自己的言行,那么,谁还敢不端正行为。为政者正人先要正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身教重于言教,管好自己。进一步讲,官员的德行问题,不仅是个人的修身问题,也关系到百姓的福祉、社会的公平公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的道德好比是风,平民百姓好比是草,风吹在草上,草一定顺着风的方向倒。

在德与才关系上,中国文化把德比喻为树之根、水之源,把才比喻为树之叶、水之波,主张“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周纪一》)。历朝历代对官员的选拔、考核、任免、升迁,都是把官员的德行放在第一位。道德与才能相比,德是灵魂,是核心。明代皇帝朱元璋,在选拔任用官员时,也是秉持“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的用人原则。清代康熙用人也是把德行放在首位,把才学放在其次,他坚信“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古人治学为文,尤重道德。古往今来评价一个人的学问,也往往是先道德后文章,学问再大,文章再好,若德行不好,也会被别人看不起。后人用通俗的比喻概括德才关系:德才兼备是贤人,有德无才是庸人,有才无德是小人,无才无德是恶人。今天选用官员时所提倡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思想就是来源于此。

二、不畏人知畏己知:秉持一颗敬畏之心

敬畏之心是中国思想史上连绵不断的传统,历代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宋代学者朱熹对敬畏思想有着深入的阐述。他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敬只是一个畏字”。这些话的主要意思是,君子应该时刻保持敬畏之心,敬畏之心不是不做任何事,而是遇到事情时心思专一、有所畏惧、谨慎不放纵。和朱熹同时代的大学者吕祖谦认为:“天下之事,成于惧而败于忽。”天下之事往往成功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敬畏之中,败亡于疏忽大意、骄傲自满、放纵怠惰之中。明代方孝孺讲:“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一个人常怀敬畏之心,一定会行为端正、言语得体、遵守规矩,即使是偶尔犯错,也不会是大错。明代大学问家吕坤指出:“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做人有所畏惧则不敢放肆,因此能修养德性;无所畏惧则任性纵欲,从而招致灾祸。

敬畏观念传承不息,对于古代官员廉洁自律产生了重要作用。发生在东汉时期的“四知却金”故事,就是典型例子。杨震是汉代大儒,一次他在赴任东莱太守的途中,路经昌邑县,县令王密为报答杨震的恩情,特备黄金十斤,于更深夜静时送来,并表示:“现在已是晚上,不会有人知道。”杨震坚决回绝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受到谴责后,王密十分惭愧,只好作罢。杨震的故事被后代人所传颂,成为历代官员学习的楷模,它昭示的正是敬畏的力量。清代乾隆时期,河南巡抚叶存仁离任时,下属们执意送行话别,在晚间设宴相送,并赠送了一批礼品。叶存仁当即写诗一首:“明月清风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叶存仁将礼物全部送还。“不畏人知畏己知”,这是清廉为官的最高境界,充分体现了古代一些官员对道德权力的敬畏,对自律慎独的追求,至今仍有警示和借鉴意义。

敬畏心的培养,领导干部应该作出表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领导干部的道德行为影响着社会风气。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领导干部的敬畏观念。周恩来总理常告诫领导者要始终保持一种“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的心理状态。邓小平同志年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就指出:“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陈毅元帅写过一首诗:“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彭德怀同志有“三怕”:怕言过其实,怕出名,怕老百姓骂娘。任弼时同志也有“三怕”:怕工作少,怕麻烦别人,怕花钱多。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指出:“要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作为履行公职的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肩上的重任和使命,秉持一颗敬畏之心,对党组织、对法律、对纪律有所敬畏,讲规矩、守纪律,时刻对自己言行进行反省自查。

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在做人应常怀的“敬畏之心”外,还要有更高的标准,就是应有为政者的“敬畏之心”。一要敬畏组织。作为共产党员要对党组织深怀敬畏之心,时刻牢记使命,忠于党的事业。要坚定理想信念,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重大原则问题面前立场坚定。要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全局、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尊崇权威、服从大局。二要敬畏人民。领导干部要常怀敬畏之心,真心实意地从心理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融入群众、行动上帮扶群众。对人民没有敬畏,必然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要牢记党的宗旨,心里始终装着人民,时刻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多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三要敬畏法律。法律法规是治国理政最重要最基本的规矩。不管处于多高的社会地位,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法规之上的权利。每位领导干部都要把法律法规视为行为的准绳,心存敬畏,做到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要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信仰法律、敬畏法律,逐步形成法治思维,自觉运用法治方式来处理问题,提升依法办事的能力。总之,领导干部只有对组织、对人民、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才能使外在的约束转换为行动的自觉,才能真正从内心遵守党纪国法,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三、人之立身,惟在诚信:诚信是从政的基础

小信诚则大信立。诚信,是修身处世之根本、社会治理之纲要、文明社会之标志,不论何时何地,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了古人对天地之道的敬畏与尊崇。《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指真实无妄,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虚假,作为天地万物之一的人应该把追求真诚作为立身之本。《论语》中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谨而信、泛爱众”,做人要尽力做到守信,守信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在古人看来,诚是内在的品质,信是外在的表现,只有遵循真诚心灵的要求所做出的实在行为,才具有感染他人的力量。

诚信在政治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晋文公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信用,是国家的宝物,是保护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论语》中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在上面官员能够待人以信任,那么民众没有敢不真情相待的。荀子则强调,“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君主地位尊贵,但是如果不真诚就会受到鄙视;“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政策法令取信于人民的,国家就会强大,政策法令失信于人民的,国家就会衰弱。《贞观政要》中讲到,“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君王保住基业的根本,只有讲究诚信,诚信树立了,天下才没有与君王二心的人。

对于政府而言,要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必须取信于民。孔子认为,要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秩序井然的社会,政府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时,最重要的就是要以一定的道德原则来对待民众,为政者自身首先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正者,政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贡曾请教孔子治理国家的方法。孔子认为,在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以及人民的信任三者之间,如果必须去掉一项的话,先去掉军备,再去掉一项的话,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而一旦失信于民,国家就会垮掉。可见,孔子是把“民信”看得比“足食、足兵”更为重要。孔子告诫人们说:“言必信,行必果。”说话首先要讲诚信。“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要以金玉为宝物,而要以忠信为宝物。

诚信是国家长治久安、永续发展的道德支柱。政府诚信作为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发挥着主导和推动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诚信建设需要政府来引导,现代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推进需要政府诚信来保障。党中央高度重视政府信用建设,指出“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政府在社会系统中的特殊地位,必然决定了政府的诚信表现会受到市场主体、广大公众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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