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年）开始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年）为止，一共记录了16个朝代年的历史大事，共计卷。
本卷是《资治通鉴》的第一卷，名为“周纪一”，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年），止于周烈王七年（公元前年），记录了战国初期三十五年的历史。
书中交代过二十三年这个时间点以后，第一句话就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意思是说周威烈王首次把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分封为诸侯国君。
然后主编司马光话锋一转，抛开晋国和韩赵魏三家诸侯的恩怨纠葛不讲，自己倒开门见山，大谈起他心目中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来了。
司马光主要是在谈“礼”，关于这个礼字，有礼仪、礼节和最高规范的意思，类似于后世国家所倡导的宪法。
司马光希望天子能守护君臣有别的礼制，使上下有别、各安其位，从而使国家稳定坚固、长治久安。
不得不说，愿望是美好的，但事实却是残酷和混乱的。
我们知道，周朝提倡礼乐治国，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慢慢丢失掉根本和依据的礼和乐只能不痛不痒的锦上添花，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再说当年，周武王征讨商纣王时何尝用过礼乐？
而管蔡之乱时礼乐又在哪里？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烽火四起，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天下不但渐成一盘散沙，就连人心也已慢慢变了。
此时此景，曾经冠冕堂皇高高在上的礼乐就只能在战争的狞笑中瑟瑟发抖了。
孟子说过，春秋无义战，到了战国时期，诸侯各国则更是变本加厉，有利则争无利则弃，把天下搅得满地白骨，乌烟瘴气。
到了这时，仅剩的些许礼乐只能做些锦上添花和装点门面的修饰工作了，对于天下的走势和归属已经起不到半分作用。
接着秦末大乱、楚汉相争，等到汉王刘邦战胜项羽登基为帝，叔孙通制定百官朝拜礼仪，只见长安城内、长乐宫中，众王跪倒、百官叩伏，刘邦方才高高在上志得意满地说道：“到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做皇帝的尊贵！”
可见皇帝所认可的礼，是天子一人乃至一家的需要；维护礼，则是维护他个人和他一家的统治。
而司马光作为一个臣子，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在《资治通鉴》中为“礼”大唱赞歌呢？
答案很明显，不知道同学们都是怎么看的？
《资治通鉴》是写给宋朝皇帝的御览之书，自然是希望当时的宋神宗皇帝和他的后代皇帝们，都把礼字记在心头，在他们大大享受礼所带来的好处之余，也能够给司马光这样的士大夫们分一杯羹。
司马光对他的想法毫不隐瞒，所以才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就开门见山地大发议论侃侃而谈，不但为此书定下了调子，也想为后世读此书的人立下规矩。
宋朝号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礼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但是却在宋徽宗的靖康二年遭到金国的毁灭性打击，直接导致北宋灭亡，赵构建立南宋后在杭州偏安一隅。
堂堂中华大国礼仪之邦竟然会败在一个落后野蛮的游牧民族之手，以致国土沦丧国民涂炭，又哪来的国家稳定、长治久安？!而彼时彼地，礼之安在？!礼之何在？!
说到底，礼之一字，不过是锦上添花的装饰品罢了，只能在天下太平时享用，而在动荡时期，既不能开疆拓土，又不能安邦定国，捧得再高又有什么用？
然后，世异时移人间变幻，司马光定下的基调早已变奏，立下的规矩也早已转换：当今世界各国最高的行为规范已不是代表皇权的礼，而是人人平等的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等愿景与封建社会一人在上万人匍匐的场面相比，哪个更得民众的拥护呢？答案不言而喻。
所以我们现代人看《资治通鉴》，就要书本结合实际，除了要明白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天下大势之外，更要结合今时今日的种种情景来加深或改进对该书的理解。
比如说礼，司马光所极力推崇的礼，在当今社会作为最高行为规范的礼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作为礼貌、礼节和某些场合的仪式感，礼不是还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吗？
但是与此同时，在法律意识深入人心的今天，既不能用当今的世界观、民族观、金钱观等现代观念来苛求古人，也不能用当时推崇而现在已不适用的一些道德规范来看轻和局限自己，总结成两句话那就是设身处地、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