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反哺了保险业务，以使伯克希尔的资本实力大增，有能力向客户提供更多更好的保险业务，进而带来更多的保险资金，更多的资金又带来更多的企业收购或股票投资，更多的回报再带来更多的保险。
业内不少人都在谈“巴菲特模式”，认为那是保险资金配置的典范。
的确，巴菲特自年开始精心运营伯克希尔哈撒韦保险公司，保险业务为巴菲特以较低成本持续提供着的海量保险资金，使他得以大规模收购企业或投资股票，逐渐变成人们眼中的股神。
接着，很重要的一环是，当这些资本配置取得成功后，巴菲特反哺了保险业务，以使伯克希尔的资本实力大增，有能力向客户提供更多更好的保险业务，进而带来更多的保险资金，又带来更多的企业收购或股票投资，更多的回报再带来更多的保险。
真实而有效的资金流动性形成了“巴菲特模式”的良性循环。
但是，“巴菲特模式”可借鉴，难复制。股神毕竟是多少次金融危机和激烈竞争下的幸存者，而中国大陆地区至今还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罗伯特-希勒语)，至于竞争，当众家险企还相持在局部市场的零和竞争里时，就横遭了互联网金融新锐业务模式的挑战，有些悲催。大陆地区市场形势，时代特点，文化背景，都注定我们的险企基本谈不上复制美国特色的“巴菲特模式”。
多说几句，近来被热议的“安邦模式”似乎和“巴菲特模式”很像，但实际上二者是天壤之别，“安邦”基于人脉背景来做事。有媒体引用相关人士评价“安邦”是手里有钱，上面有人，前任高官(亲属)董事化，说是弃*从商，实际上是*商合流，所以“安邦”这种中国特色财团的模式，也不可复制。
既如此，其他众家险企又该如何争取到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以展开后端业务呢？
让我们把思绪扯开一点儿。在《失控》一书中文版的序言里，凯文-凯利谈到：“更重要的是，(亚洲之行让)我开始换一种方式思考。我开始领会到大型任务如何通过去中心化的方法并借助最少的规则来完成；我懂得了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要先计划好。”
凯文-凯利在“点对点金融与超级小钱”一章里特别讲到众包概念，无独有偶，罗伯特-希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里谈到保险业务时，也写到“高度多元化的投资组合遍布在全球的股票持有人和金融产品管理者手中，某一局部的风险，不足以危及整体，除非发生世界性金融危机。”
这样看来，前文所谓险企“横遭了互联网金融新锐业务模式的挑战”一说太不合时宜，移动互联实在应该看作是险企突破壁垒，谋求社会与市场公平的机会。
互联网金融业务里的保险资本金后端投放配置，就是要依靠众包的概念。保险前端业务的“众筹”就是大家凑的意思，而保险资金配置的后端业务，提及的“众包”就是大家分的概念。这种凑集和分散，的确都是规模庞大，但又绝找不出一个主导或主流的业务模式，而资金流动次序也不再是投资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