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片｜陈小鲁
初次知道小鲁的存在，是文革过后不久，从他那国人皆知的著名父亲的诗词当中。陈毅的诗词中，有好几首诗是送给他的。但真实地看见他、认识他，是后来年代我工作的时候。
80年代后期，小鲁在中央*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负责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研究，而我正好在他下面的一个研讨小组做同样的研究。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时常去他在厂桥的办公室开会，有时也在办公室的走廊上打个招呼，时常听见他豪爽的笑声。这样一来二往就熟悉了，当时他算是我的领导，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一个身材高大、穿着*装的英武爽朗的兄长形象。
只是此时，我们有工作交集的时间非常短，也不在一个办公室，虽然时常见面，但很少能有时间坐下来进行工作以外的聊天。直到大家都了解的那个事件之后，突然一下，我脱离了体制，变成了社会人，变成了一个在民营企业打工，后来又自己创办企业的下岗职工而反复折腾的状态。
▲《我们的八十年代》
脱离体制，变成了社会人
在脱离体制的前两年，我其实非常困惑，也有一些不理解，也就时常跟之前单位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一起聊天，议论些事情。记得有一天，我和一帮这样的老朋友约着吃饭，其中就有小鲁。那天，我们大概从下午四点多见面、聊天、吃饭，一直到晚上十点多钟。那次聚会，我带着孩子，当时她还小，只有两三岁。记忆中，她非常无奈，钻在桌子底下，听不懂大人说什么，总是催我走。也就是那一次，我和小鲁有了一次真真切切的可以坐下来的聊天。
没想到不久之后，他也变成跟我一样的人。脱了*装后，他在海南创办了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还发行了股票。差不多同时，我们（万通）也在北京发行了股票。当时只觉得世道变化真是天翻地覆，一夜之间倾覆了我们的人生道路，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经商。
遗憾的是，海南泡沫破灭，在海南做生意的故事也随之戛然而止。我回到内地，在很多地方做事情。小鲁也结束了海南的生意，回到北京，创办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去劳动公园旁边的一个院子看他的办公室，那时他做一些投资顾问的工作，状态非常好。大家见面也很高兴，都在努力适应一种新的社会角色和工作。
▲晚年陈小鲁
没承想，后来的几十年，我和小鲁因为都做民营企业就有了更多的交集，其中时间最长的一个交集是我请小鲁大哥做我的董事。还好，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而且一做就是七年。
做董事期间，的确像他后来谈到的在安邦的时候一样，只站台不领工资，所以在这七年之中，他一分钱都没领。头几年小鲁还经常来开会，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就经常跟我请假，索性也不怎么来开会了，但只要有事情我就去跟他讨论向他请教，他乐此不疲，还会非常坦率地告诉我一些意见。
安邦的「故事」出来以后，围绕着小鲁的声音也就多了起来。很多人质疑小鲁「只站台，不领工资、不拿薪酬，最多是一个符号」的承诺，大多数人对此不相信。但以我之见，在安邦之前他做董事时间最长的应该是做我的董事，可在我们的相处过程当中，他完全就是从老大哥帮助我们的角度来站台（做董事），分文不取。小鲁作为我们公司的董事，的确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也让我们和相关方面有了更好的沟通。对企业，对我个人，都带来了很大的正能量和积极的支持，所以我至今铭感在心。
这之后，我和小鲁，还有几个朋友，有了一个固定的见面模式，大家总会在每年春节前后聚一下，这十多年来也都保持着这样的一个聚会形式，当然每次都会有小鲁大哥。聚会中，每一次大家都很开心，谈天谈地，特别是关于过去的经历，小鲁大哥很喜欢讲当时怎么去当兵，在部队过得怎么样，偶尔也说说在海南的故事。
▲资料图：年，小鲁探望病中的父亲陈毅元帅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见面，是离现在时间最近的一次见面，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那次是在京城俱乐部，大家一起很开心。吃完饭，要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等司机，只有他下来以后，跟我们摆摆手说：「我走了」，然后真的抬腿就走。我们几个朋友看到后都非常愕然，心想：「大哥怎么都没有一个车，没有一个人陪同，自己就走了？」后来我们叫住他：「小鲁大哥，要不要车送一下？」他说不用了，自个儿走就行，说完就健步消失在夜色当中。
小鲁这样一种率真且阳光的心态，特别平和自然的生活态度与生命的力量，让站在那里的人都感到有些惭愧，大家面面相觑，觉得对比一下，我们跟大哥的差距似乎就在这么一走一停之间。
虽然安邦的事情让议论小鲁的声音多了起来，但据我们朋友的了解和我自己的直觉来说，那些议论都是不靠谱的。举个例子，在关于「首富」的议论甚嚣尘上之时，我们几个人正好见了面。朋友开玩笑说：「小鲁，这么多年没见，你都首富了，得请吃饭啊。」结果小鲁哈哈一笑，仍然像平时一样爽朗，边笑边说：「现在我就靠你们问我首富，才蹭点饭吃。这么多年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