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曰：“兵者，诡道也”，孙子认为，用兵打仗是诡诈多变之术。“诡”包含有伪装、欺骗和多变的意思。“诡诈多变”是用兵作战的基本属性。离开“诡诈多变”，策略也就无从谈起。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中说：“诡诈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作为前提的，它同直率的、无所隐讳的，即直接的行动方式相对立。诡诈同说服、收买、压服等手段没有共同之处，但是和欺骗很类似，因为欺骗也同样隐蔽自己的企图。如果诡诈完全得逞，它本身甚至就是一种欺骗，但是由于它并非直接的言而无信，因而和一般所谓的欺骗还有所不同。使用诡诈的人要使被欺骗的人自己在理智上犯错误，从而在最后造成一种结果，使其看不到真相。诡诈就是在行动上变戏法。”
但凡竞争性事物，需要使用策略的地方，所遵循的原则须是根据敌情的变化采取灵活机动的措施和行动。军事斗争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它的根本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切不可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年6月5日，美军乔治·巴顿将军在诺曼底登陆前的战前动员时说：“战争就是杀人，你不杀死他，他就杀死你；你不戳穿德国人的肚皮，他就戳穿你的肚皮。当你倒下去，爬起来看看脸上沾的不是泥土，而是自己士兵的肠油和鲜血，你就知道怎么干了用德国人的肠油和鲜血润滑我们的坦克履带吧！”这是战争中铁的规律。所以，战争这个领域所用的手段，与其他领域是有本质区别的。
春秋时期，宋国国君宋襄公领兵攻打郑国，郑国慌忙向楚国求救。楚国国君派能征善战的大将成得臣，率兵向宋国本土发起攻击。宋襄公担心国内有失，只好从郑国撤兵，双方的军队在泓水相遇。
宋国大司马公孙固知道宋国远不是楚国的对手，就劝宋襄公道：“楚国是大国，兵多将广，土地辽阔，我们一个小小的宋国哪里能与它相匹敌呢？还是跟楚国议和吧！”宋襄公生气了，说：“楚军虽说兵力有余，但仁义不足；我们宋国兵力不足，但仁义有余，仁义之师是战无不胜的。大司马为什么要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
公孙固还想争辩，但宋襄公哪里还听得进劝告，他命人做了一面大旗高高地竖起来，旗上绣着“仁义”两个醒目的大字。
战斗开始，楚军呐喊着强渡泓水，向宋军冲杀过来。宋将司马子鱼看到楚军一半渡过河，一半还在河中，就劝宋襄公下令进攻，打楚军一个措手不及，宋襄公却说：“本王一向主张仁义,敌人尚在渡河，我军趁此进攻，那还有什么仁义可言？”
楚军渡过河，见宋军没有发起进攻，于是从容布阵。司马子鱼又劝宋襄公：“大王，楚军立阵未稳，我们赶快进攻，还有希望获胜，赶快下令吧！”宋襄公指着迎风飘扬的“仁义”大旗，说：“我们是仁义之师，怎么能在敌人布阵未稳就发起进攻呢！”宋军仍然按兵不动。
楚军布好阵，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宋军杀来。宋军被楚军的威风和气势吓破了胆，短兵相接，宋军大败。楚军乘势掩杀，宋军丢盔弃甲、一溃千里，宋襄公本人也被一箭射中大腿，“仁义”大旗则成了楚军的战利品。宋襄公惨败后，还不服气，他对司马子鱼说：“仁人君子作战，重在以德服人，敌人受了重伤，不应再去伤害他；看见头发花白的敌人，也不应抓他为俘虏。敌人还没有摆好阵，我们就击鼓进军，这不能算是堂堂正正的胜利。”
司马子鱼长叹一口气，说：“我们宋国兵微将寡，本不是楚国对手，不应该跟楚国交战。可是大王您却非要交战不可。一旦交战，就应抓住战机，您又错过战机，不许进攻，打仗是枪对枪、刀对刀的事，你不杀他，他就杀你，这时候哪里还有什么仁义啊？如果讲仁义,就不要打仗了，这不是更仁义吗？”宋襄公无言以对。次年五月，宋襄公因伤势过重病死。
毛泽东同志评价宋襄公的这种做法是“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对于兵学思想中“诡道”原则的运用，我们应注意：其一，任何真理都有它适用的条件和范围。超出这个条件和范围，哪怕只是一小步，也会变成谬误。将仁义道德用于指挥作战、两军相杀，或将兵法的“诡道”用于为人处世、安身立命，都是不可取的。其二，道德高尚的人掌握了“诡道”，会将其运用于安邦定国、造福百姓上。品行低下的人，如果他们掌握了这个原理，则会重利轻生，玩弄心机，最终必会给自己乃至社会招致祸殃。比如，一把厨刀，厨师用它可以做出一道可口的美食，强盗用它也许干出杀人越货的勾当。《阴符经》中，“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所以，对于“诡道”我们一定要善于使用，慎重使用。非正道不可以使用“诡道”。要知道，坚守正道才是人生的最高策略。